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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那些事儿
——八旬老人靳法栋深情讲述修渠往事

 

】作者:  来源:林州市新闻中心   时间:2019-09-12 21:37:58  浏览 人次

  面容清瘦,但腰背挺直,走起路来步履轻快,一口气上到四楼没有歇口气。这是靳法栋老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8月29日上午,在瓦窑街老政府家属院一个普通的单元房里,我们采访了靳法栋老人。84岁的靳法栋曾在红旗渠工地上度过5年光阴,一直在工地指挥部工作,当过办公室主任。

  特殊的奖励

  1961年下半年,红旗渠复工重新上马。红旗渠工地指挥部从任村公社的卢家拐大队移到了露水河边的回山角。

  红旗渠山西段竣工后,漳河水哗啦啦地流到了河口村,然后又放到了河里。全县人民看到了希望,修渠的劲头儿更足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程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有一天,县委副书记秦太生来到指挥部说,代表县委来慰问慰问大家,并带来了慰问品。

  靳法栋和他的同事每个人都分到了3斤花生饼和一尺多废轮胎。

  “大家都很高兴啊。你可别小看这些东西,花生饼子虽然是榨过油后的花生渣,但在那个年代可是美味。一尺多废轮胎,可以钉一双鞋。”靳法栋解释道。

  那个时候,天天干体力活,吃不饱饭。饥饿如影随形跟着每个修渠民工。靳法栋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也是如此。领到花生饼后,年轻人夜里躺到床铺上,嘴里塞上两块花生饼子嚼上一阵子,口舌生香,当然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后来,指挥部就流传开一句顺口溜:“工地生活好,一夜能吃两顿饭。”

  “当时,我每月的口粮是29斤,工地上活儿重,根本不敢敞开吃,也不够吃。”靳法栋补充。

  工地上的小喇叭

  当年的修渠工地,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政府设立的工作部门,工地上也对应成立相应各种机构。

  红旗渠工地指挥部人员虽然不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工地上编印一份红旗渠小报,还有人负责整理记录红旗渠大事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靳法栋还能清楚地想起不少人的名字:“田永昌负责写稿件,卢子会、路茂林、崔才龙、杨清吉、刘伏明(音)等人都整理记录过红旗渠大事记。”

  靳法栋记得,在工地上还有广播站,各公社分指挥部、各连部都有小喇叭,形成了一个广播网络。广播站每天播报新闻,比如工地上发生的好人好事和各种通知,起着重要的作用。

  靳法栋记得,工地广播站的广播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叫李淑英(音)。李淑英很有礼貌,接电话时一开口就问:“你是谁呀?”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负责小喇叭设备维护、线路检修的叫郑法生(音)。只要一放炮,他就忙乎开了,赶紧派人下工地检查线路是否通畅。

  干部群众一个样

  靳法栋多次强调,在工地上,根本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

  “当时,干部和群众一个样,在工地上一样干活,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着厚厚的打掌儿鞋,戴着柳条帽儿。马有金是副县长、指挥长,照样抡大锤,根本没有县长的样儿。干部群众同吃一锅饭,哪有条件搞特殊?”靳法栋感慨万千。

  他说,指挥部的人白天不在指挥部办公,都是到工地上劳动,晚上才回来处理问题。工地上文娱生活比较丰富,有时候放电影,有时候唱戏。可是,指挥部的年轻人需要下通知、解决问题,忙完工作,电影往往也就结束了。

  “工地上有一个原则,赶天明到工地,天黑才下山。领导得先到工地,检查有没有危险。下工后,领导和技术员、炮手留在最后,放了炮看有没有哑炮。”靳法栋说,“工地上各分指挥部的指挥长,都是硬干家。像河顺公社的刘银良、城关公社的史炳福、东姚公社的刘老二等,在工地上都是硬邦邦、响当当的。”

  “吴祖太和李茂德怎么牺牲的?就是吃过饭后去洞里检查安全,洞顶塌方遇难的。当时,还有一个人一块去了,就是水利局局长段毓波。他到洞口后,被一个人拦住说个事,刚停了一会儿,前面洞里就发生了塌方事件。”说起这件事,靳法栋至今依然不平静。

  白天不敢进城的年轻人

  “林州人啥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搞测量的年轻人,他们付出的太多了。”靳法栋老人不止一次说起这个话题,“1959年秋天,红旗渠没有动工之前,吴祖太等水利技术人员就开始勘测渠线,并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靳法栋介绍,水利局那些技术员大部分都是河南水利学校毕业的,都是外地人,像吴祖太是原阳县人、田伟民是南阳的。他们为了帮助林县人修建红旗渠,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些年轻人,每天起早贪黑,背着经纬仪、老锤、钢钎、麻绳,在悬崖峭壁间搞测量。人手不够,又抽调了一部分年轻人加入进来,比如王庆祥、石存生、杨崇喜、康加兴等。

  在野外工作一段时间,这些人个个蓬头垢面。衣服里都是虱子、虮子,手臂上伤痕累累。他们白天不敢进城回单位,怕人看见笑话。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脏衣服用开水烫烫,把那些虱子、虮子烫死。

  有一个叫高贵堂的年轻人,家住县城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有一次,高贵堂从山上测量回来,路过家门顺便看看母亲。看着眼前像个野人般的儿子,老母亲心疼得不得了,拉着他的手死活不让他走,说这么受罪,咱不上这个班了。

  老人的遗憾

  1960年至1965年,从红旗渠开工到总干渠通水,靳法栋一直在修渠工地上。1962年,他成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第三任主任。可以说,他见证了红旗渠总干渠修建的全过程。

  但是,靳法栋是一个低调的人,把修渠的往事埋在心底。他以“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推掉许多媒体记者的采访。

  当年在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修渠工地上发生的大小事情,靳法栋大都亲身经历、参与过。有些事犹如发生在昨天,有些普通人的名字,他随口就能叫上来。另外,他还记了不少笔记,保存了许多资料。

  可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丢失了。这成了老人心中永远的痛。

  当年,靳法栋把笔记本、资料装在一个袋子内,放在办公室。红卫兵来批斗靳法栋,办公室一个姓秦的同事怕这些东西成为“黑材料”,就悄悄把资料袋取走藏起来。后来,这个资料袋就再也没有找到。

  一提起这件事,靳法栋依然痛惜不已。 (陈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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